关键词:
您现在的位置是:网站首页 -> 作家访谈 -> 内容阅读

印度宣布了二十点经济纲领

/ 2017-12-11 19:12:18 admin

  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我深知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会有全国的现代化。3

  新世纪伊始,印度及印度和中国比较研究似乎成了国际国内的热门线;艾蒂安专著《世纪竞争:中国和印度》,影响较大。5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也发布报告称,印度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6印度人也一扫尼赫鲁时期的忧虑,直称“20世纪属于,中国在21世纪想成为世界的领导,但未来的岁月属于我们印度”。7从中国方面看,对印度的关注反映了中国人对中国发展道的深层考虑,同时研究和准确地评估印度的潜力和未来发展,正确地借鉴印度的经验,对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是有益的。

  与中国大体相同,印度拥有古老的历史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天然条件,来自西北部的雅利安人(Aryan)部落在公元前1500年征服这里;他们与当地人的结合创造了古典吠陀文化(Vedicculture)。此后,阿拉伯人在公元8世纪再次征服了这块土地,随后是12世纪到来的土耳其人,以及15世纪末到达此地的欧洲商人。印度在历史上的孔雀王朝时期(公元前324―151年),曾是北起喜马拉雅山,南到迈索尔,东抵阿萨姆河西界,西达兴都库什山的南亚大国;中世纪莫卧尔王朝时期(1526―1857),印度的版图曾再次接近这一规模。英国印度期间,英国以印度为中心,使自己在亚洲的伸展到北至阿富汗和部分地区,南至印度洋,东至东南亚的范围。后的印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在北部的喜马拉雅山区、中央平原以及南部的德干高原。与巴基斯坦、中国、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和孟加拉国为邻,濒临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8海岸线公里。多条河流发源于或流经印度。印度属热带季风气候,气温变化较大,气温因海拔高度不同而异。漫长的海岸线有利于商业的发展,而广大的国土面积和热带季风气候适于农业发展。2001年印度土地面积29732万公顷,而耕地面积16175万公顷,占印度土地面积的54.4%。而同期中国耕地面积仅占土地面积13.5%。9

  印度是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其古文明形态保留时间仅次于中国的国家。生发于四大文明古国并泛延于整个古代世界的农业全球化10曾使中国和印度成为古代世界的超级大国和文明中心。但是当历史进入19世纪时候,这两个国家却迅速衰落并在半个世纪之后,就从农业世界的中心国家逐渐进入资本世界的边缘和外围国家。从1600年到印度的1947年间大多数时间里,英国发展各项指数,除人均P外,均不如印度。1857年英国印度民族大起义并在印度建立直接之后,英国对印度的程度急剧扩大。11此外,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使印度劳动处于殖民和封建主的的生产关系之中。其中非劳动者占据国民收入的相当大的部分。不仅如此,与莫卧尔王朝时期相比,在非生产阶层中还被介入的主国派驻殖民地的官员。他们瓜分了5%的国民收入。而为社会提供财富的生产领域的劳动者,则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得到较低的份额。12值得说明的是,上述财富分配只是税后分配,而税收更是英国印度国民财富的重要部分。英国在印度的无度行政开支、英国对缅甸和阿富汗战争的费用、1873年以后印度货币贬值和国内开支方面增加的负担,都得由印度人民来偿付。13主要税收包括土地税、货物税、盐税、印花税和鸦片税,除鸦片税外,其余税收均落到印度各阶级头上。其中土地赋税是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它增加了农业生产者的负担。14以孟加拉的土地税为例,在莫卧尔帝国时期,该省区的土地税只占全省年收入的40%-48%,而在1795年,东印度公司征收的土地税竟占该省区收入的85%,造成印度对英国的大量欠款。15

  不仅如此,英国还以主国的名义从殖民地印度攫夺相当部分的财富,下表是1868-1930年间从印度白白流向英国的劳动财富。

  资料来源:[英]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著,伍晓鹰、许宪春、施发启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认为的资料“可以大致了解到作为接受外国的后果,即印度资源流入到英国的情况。从1868年到20世纪30年代,印度的资源流出量大约占其国民收入的0.9%到1.3%,也就是说约五分之一的印度净储蓄被转移到了英国,本来这笔储蓄可以用于进口资本品”。16印度经济学家达拜瑙罗吉在他的论文“印度的贫困”(1876年)中将英国从印度攫取财富的途径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欧洲官员将他们的存款汇往国外,还有英国人为支付在英国本土和印度的各种需要而在英国所作的开支,如在英国国内所付的退休金和工资;第二欧洲人的汇款。”这意味着印度的出口必须比它的进口多得多,以便满足经济流耗的要求。17印度出口物资都是粮食和农业原料。“为了实现商品账户上出超,即使在年粮食出口也必须维持在原有水平”。181899-1907年曾任印度总督的冠松也不得不承认“没有印度就没有大英帝国”19。

  在殖民经济和封建经济的双重下,尽管印度经济的P在前的近百年间(1857-1947)有了较大的发展,20但印度的人均收入则在百年间增长率仅为0.5%,几乎停滞。21印度经济因发展而不发展:较快发展的结果则是为英国资本快速提供高额剩余价值,而非快速反哺印度社会的基础性劳动。这严重阻碍了印度民族资本的原始积累并中断了印度民族资本自主形成过程。印度成了为英国资本家和印度封建主提供“营养”的奶牛。其结果是居于人口多数的劳动者并不能因其提供较多的劳动产品而得到合理即维持其与发展的“营养”持续反哺。印度社会基础因此持续萎缩。

  近代中国与印度有着相似的经历和命运。“19世纪之前,中国比欧洲或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从5世纪到14世纪,它较早发展起来的技术和以精英为基础的所创造的收入都要高于欧洲的水平”,“1820年,中国的P比西欧和其衍生国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但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100年间,中国经济迅速衰落:“到1950年的人均P不到中国在1820年水平的四分之三”。22其间中国经济形成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畸型结构:外国在华资本控制了中国与近现代产业相联系的绝大部分投资。1936年,外国产业资本占中国产业资本的57.2%,其中在东北占84.6%。23他们垄断和控制了中国生铁产量的96.8%,煤产量的65.7%,发电量的77.1%,棉花产量的64%,卷烟产量的58%(1935),铁里程的90.7%。24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并对中国经济资源进行直接的军事。到1938年日本占有中国土地的1/3,农业生产能力的40%,工业生产能力的92%。25抗日战争胜利后,官僚资本大大加强。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以与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主的官僚资本已控制全国银行的70%,产业资本的80%,并控制了全部铁、公、航空运输和43%以上的轮船吨位。据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清产核资统计,全国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资产原值191.6亿元,其中大部分为和接管的原官僚资本的资产;而1948年中国12.3万户民族工业资产净值仅20.08亿元。26战败逃到之前,通过扩大财政赤字进一步国民财产,1948年最后四个月,的财政赤字高达78%。27中国经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重下已失去了民族资本增值和民族市场良性发展的条件。而国际资本、国内官僚资本和封建地主对中国经济压榨又使中国的民族资本长期处于持续萎缩状态。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增长,成了中国印度两国悲剧性命运相同的方面。而社会,即反对殖民和争取主权的民族及反封建的,便成了印度和中国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共同和惟一出。

  值得说明的是,尽管印度和中国经历了相同的历史命运,但比较而言,在两国获得民族成功之前,双方经济发展还有明显的差异。1820年印度和中国界GNP分布中分别占15.4%和32.7%,到1952年,印度为3.8%,仍低于中国的5.2%;1820年印度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分别为1110亿和2286亿国际元(1990年),1952年,分别为2266亿和3057亿国际元(1990年)中国远高于印度。28但在GNP和人均GNP增长率及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中国则不及印度。1820年至1952年,印度和中国GNP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0.54和0.22;同期人均GNP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0.10和-0.08。291948年,在原煤、发电、钢材、生铁、水泥、硫酸等产量方面,印度均高于中国。30这些数据表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尽管在经济GNP总量和经济发展水平上落后于中国,但在发展综合潜力方面,印度领先于中国。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后来印度又远远为中国甩在后面的原因,是有益的。

  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印度并没有使其获得预期的经济成就。究其原因是印度以尼赫鲁为领导的国大党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尤其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种利益使作为生产者多数的印度人民不能成为自己产品的直接市场,从而缩小了印度民族资本形成和民族市场形成的条件。因此,已取得胜利的并没有在印度造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充分条件。这是与中国1949年本质不同并由此造成两国未来发展不同速度的根本原因。但如果要进一步深入了解这一原因产生的背景,则不能不从比较这两个国家的民族和以土地为主的所造成的不同“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31来考察。

  与欧美国家相同而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的民族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因而是反映资本家和地主利益的,但与欧美国家不同而又与中国相同的,又是印度和中国的民族发生界资本主义下落期和世界社会主义的上升期。英国资产阶级是波及世界的工业全球化浪潮的最初的动力。工业在大登陆并取得胜利后,就反转影响欧洲并对欧洲的封建体制造成解构性冲击。这引发了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和40年代的欧洲大。这场了欧洲、美洲和日本等国,并使其在抵御近代资本全球化的冲击中完成本国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型:19世纪60至70年代俾斯麦完成国家统一、完成农奴制、美国实现统一的国家主权和统一的民族市场、日本明治维新完成从封建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型。与此同时,在中世纪农业全球化浪潮中雄居超级大国地位的印度、中国等,反滑入附庸于资本中心的外围地区:它们不仅没有跟上这场国家转型的浪潮——这大概是由于他们超稳定社会结构和超强的国际地位反使其不易随改变而变革,而且还在这个浪潮中不断受到来自英国及完成国家近代化转型的国家的打击。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英国实现了对印度的征服和对中国战争胜利。这使印度和中国进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历史进程并由此在这两个国家出现了最初的。这又反过来为印度和中国的未来不同的发展道埋下了伏笔。

  再从两国内部分析,20世纪初印度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工农运动均有较大发展,世界出现了代表工农利益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历史的十字口上,印度的完全殖民地地位和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使两国道发生了分野:英国对印度的完全的和强有力的控制不仅使印度的工农运动没有形成的和强大的力量,而且还使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英国殖民和当地封建力量的双重压力下——变得更加软弱,以至“非不合作”成了印度人民争取的最高形式。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反使中国成了国际资本链条中的“薄弱环节”32。20年代末与中国在民族、主义旗帜下分野的工农利益并迅速倒向国际资本,为代表买办的派别。在国内通过工农利益、在国际通过向资本强国让渡国家利益方式,换取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33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国家发展道截然相反,蒋介石时期的中国是亚洲地区较早选择拉美发展道的主权国家,其结果是民族资本大规模衰落,34财政赤字持续飙升,35农民、工人和中小资产阶级大规模破产。36与后来印度的发展道相比,蒋介石时期的中国发展道是拉美道在东亚的较早版本,而印度尼赫鲁时期的经济则几乎是中国蒋介石时期的道在南亚的另存形式。

  拉美道的本质是用本国工农利益和向资本中心国家让渡民族利益的方式来发展本国经济,其结果一般都是工农在日益严重的贫困中开展:斗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与该国拉美化的程度为正比。蒋介石时期国家经济拉美化的结果是从另一面为代表中国农工利益的中国取代作了准备。与印度相反,国际资本对中国松散间接和多元控制又使代表中国工农利益的中国在1949年取得全国成为可能。从印度后来的发展后果看,中国取代蒋介石,不仅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大事变,它更是中国历史的大幸运。与印度相比,这种幸运更多地是由于中国较先品尝了拉美模式必然造成的国家不幸。正是这种不幸才使中国人更为坚定地选择了代表中国占人口多数的工农利益的中国,37只有有了代表工农利益的,中国才能进行比较彻底的土地,并由此形成统一的国家经济和民族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1949年中国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发生于东亚的集美国战争和南北战争双重意义为一体的伟大历史事变。与美国两次不同的是,中国领导的工农使美国百年内完成的社会在中国几十年内得到完成,其效益可以从时期和时期中国崛起并初步实现国家经济现代化转型与美国相比的时间差及与印度后来发展的相比的速度差上得到证明。

  马克思和列宁曾对印度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胜利抱有大希望。马克思在《波斯和中国》、《在印度的未来后果》等文章中乐观地预言:

  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的曙光。38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的。39

  但历史发展的结果是,除了、中国外,发生在印度的工农并未导致反映印度工农利益的党而是为英国有意扶持的更多地反映有产者利益的国大党成为执政党。造成这种历史差异的原因在于英国对印度形成的百年牢固和有效的殖民,这使印度在发轫于英国的全球性的资本链条中没有像和中国那样成为其“薄弱环节”。在和中国中,工农政党逐步登上历史舞台并上升为执政党。在印度英国用肢解、工农运动的同时却有意无伤大雅的甘地领导的“非、不合作”运动,有意扶持反映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利益的国大党。其结果是二战结束后,反映印度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大党被英国推上主要执政党的地位。401947年8月14日印度,新共14名阁员,国大党占8名,非国大党占6名,被排除在外。1951年底印度国成立后首届联邦人民院和。后国大党在人民院和中占总席位分别为74.4%和68.4%。41这时的印度国家成了地道的“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42

  与中国高成本的结果正好相反的是,印度,这场低成本的注定要使国家未来发展付出高成本的代价。

  自然资源天然供给量和贮存量的绝对有限性,决定生产劳动是人类与发展的绝对手段。而人类生产劳动形成的绝对条件就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绝对结合。这种结合有自然结合与强力结合的方式。财产私有制度出现后,强力结合便是人类历史常见的方式。比如历史上的罗马人对地中海的征服、蒙古人对亚洲和欧洲部分地区的征服、克伦威尔对人的征服、欧洲人对印安第人的征服、英国人对印度人的征服等都是这强力结合的历史形式。一部分人通过垄断生产资料形成对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的无偿占有并由此形成对这部分人的,这就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在人类早期的绝对的自然结合变为相对的人为强力结合,并由此在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占有者之间以及不同的生产资料占有者之间形成复杂的财富占有关系。43

  但是,所有权并不是社会财富本身,而只是社会财富的占有形式。所有权并不创造价值,因此也不是财富的源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私人所有权却可以刺激劳动者个体的能动性及其私人积累财富的积极性,但如果构成社会劳动基础的生产者的劳动被不同的私有者“截流”数量过于巨大从而使劳动者得不到合理反哺时,社会劳动也就开始萎缩。萎缩的程度与财产占有者对生产者劳动的“截流”数量为正比。

  研究国家发展及相应国力的关键不在于研究其P或GNP的指数表现,而在于研究其利润的归宿及其对社会劳动者反哺程度。马克思说:“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44劳动者也是消费者,他既是产品生产者,又是实现自己产品的基本消费群体。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不仅仅因为人民是国家生产的主体,同时他们更是国家消费的主体。只有社会产品反哺社会劳动者即人民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发展才是良性的和可持续的。当国家经济持续增长而这种增长却不能合理地反哺生产者,甚至不能维持生产者自身的延续,社会财富又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没有多少消费潜力的少数人手中,这时的国家发展就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接踵而至的就是社会危机。这时生产力就会提出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前面提到的印度和中国民族,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发生的。

  土地是人类的第一资源,生产关系的最初版本就是人地关系。45因而也是古今形成生产关系,从而阶级关系的原生酵母,更是现代资本形成的原生酵母。大凡国家和社会,多以土地为起始。因此,与基因链的优劣决定生命发育的终极结果一样,国家土地的后果,也就命定了国家肌体发展,尤其是传统农业大国肌体的终极潜力。印度与中国民族成功后第一基础性的国家工程就是土地。其结果差异则奠定了两国发展速度及其潜力的差异。

  如果将土地分为与社会主义两阶段的话,印度的土改不仅没有社会主义土改内容,也没有像中国那样的彻底的的内容。之初印度国大党认识到从英国人那里继承下来的封建土地关系是前印度农业陷入慢性危机的主要原因。为此,根据1948年12月全国邦税务部长会议的决定和国大党土改委员会1949年的报告,各邦开始按照中央确定的废除柴明达尔中间人制度等原则,制定本邦土改法律。1953年中央建立了中央土改委员会,由计划委员会和内务部长、粮食部长组成,作为土改指导机构。土地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消除土地所有制结构中阻碍农业生产的因素;二是使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直接与劳动者结合,创造条件使农业经济实现高效高产。土改内容包括三方面,分两阶段实施。

  一是废除柴明达尔等中间人制度。前印度存在三种土地租佃制度:柴明达尔租佃制、马哈瓦尔租佃制和莱特瓦尔租佃制。在柴明达尔等土地租佃制度下,代为殖民收税的柴明达尔等实际上成了在外地主,对租佃土地的耕种者进行剥削。在殖民收取的农业税收和柴明达尔等从事收税的管理费外,柴明达尔等在外地主还随意提高租金,加强对佃农的剥削。印度通过废除这种中间人制度使耕种土地的农民直接与土地联系,并直接向交税。在后长达30年的时间里,印度从地主手中买地共花去67亿卢比,约将577万公顷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46

  二是租佃制度。“高额地租是印度土地结构的共同特征”。47英国时期土地租佃不仅在印度农业中十分普遍,而且除公开租佃外,印度农村中还盛行非正式或口头租佃。土地供给是确定的,而人口和贫困人口却与日俱增,佃农受到地主持续提高的地租剥削,而且租期极不稳定。手工业的衰落,进一步加重了对土地的依赖,从而加重了租金剥削。从1953年起各邦通过了系列有关“租佃”的法案,其主要内容是“公平租金”和“保障租佃关系”。后印度在土地过程中实行了租佃制,具体措施包括固定租金、保障租佃,并授予部分佃农的永佃权等。根据各邦的具体情况,各邦的租金占农业收入的比例有所不同,大体保持在农业收入的1/3到1/6。同时,为了方便农民交租,还决定把过去长期实行的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为了保障土地租期,印度还,允许地主以自耕名义收回土地,但重新收回土地时必须为佃户保留维持生活所需最低面积的土地,且不能佃户。此外,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也要求佃农购买土地,使佃户直接与国家发生关系。这也是土改第一阶段的内容。

  三是实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额制度,这是土改第二阶段的内容。国大党在1959年1月那格浦年会上通过了实行“土地限额”的决议,要求各邦在当年年底前制定出相应法案令。1961年底印度宣布各邦实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额的法律,超出限额以外的土地,由国家交给村评议会,并由村评议会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或农业合作社耕种。此举意在大地主对土地的垄断。1971年8月,印度中央土改委员会又确定调整最高限额。以五口之家为一个分配单位,最高限额为最好土地10英亩到最劣土地54英亩之间。1975年7月1日,印度宣布了二十点经济纲领,提出土地最高限额制,并要求加快对超额土地的分配和登记注册工作。1977年人民党上台,要求加快土改步伐,通过调查,土地法上的弊病和漏洞。每户农民最低土地持有限额为2.5英亩。

  土地是印度民族成功后,实现的基础工程。就其深度、广度及的彻底性而言,印度土改的效果简直与中国判若泥云。究其原因还在于各自的领导权性质存在的本质差异。与中国20世纪20年代蒋介石注意到但无决农工问题的原因相似,尼赫鲁国大党也看到了彻底的土地对于印度的未来具有关键的意义。48但是,由于国大党本身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本家利益,以及由大地主大资本家阶级占据的议会席位形成的对尼赫鲁的制约,这使国大党,即使有再好的设计,也无法实现。与中国蒋介石由于基础是建立在封建官僚买办的支持之上,即使早就认识到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也无法在中国进行彻底有效的土地的道理一样,印度国大党推行土地30余年,最终不得不以“具有雷鸣般的热情”开始,而以“没精打采”的结局告终。49

  尽管如此,印度的土地还是在相当程度上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从1951-1952年度到1978-1979年度,印度农业生产平均增长2.8%,是从1900-1901年度到1949-1950年度平均增长的3.5倍。5060年代以来,印度开展“绿色”运动,印度粮食播种面积从1950-1951年度的9730万公顷,到2000-2001年度的11980万公顷,增长了23.1%;到70年代粮食就基本上达到自给。51但是,在生产关系变革的方面,“除了废除了柴明达尔以外,就全国而论,其他各项实际上并未认线而正是这方面的失败,不仅使印度的土改大打折扣,而且还由此铸定了印度在后来半个多世纪中落后于中国的历史命运。

  初期,不到农村人口15%的地主、富农却占有85%的土地,其中不到人口2%的大地主,却占全部土地的70%;而占农村人口85%以上的贫苦农民仅占15%的土地。其中占农村25%的农户却无立锥之地。土改后,这种土地集中在极少数大地主手里的情况有所缓和。如下表所示:

  提供的数据可分三类。第一类是同类人数比例增长远远高于相应的土地面积比例的增长。这主要表现在边际农类中。土地持有者数量从1970-1971年度的7100万增加到1985-1986年度的9800万,大约增长了38%,而经营面积仅大约从1.62亿公顷增加到1.64亿公顷,增加了1.2%。土地面积增长远远低于土地持有人的数量的增长。其间持有1公顷以下的边际占有者从51%增长到58%,增加7%。而其持有土地面积从9%增加到13%,只增加了4%。持有土地增长低于边际农的数量增长。这表明,占农业人口1/2以上的“这类耕种者土地少,继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印度农民贫困化的加重表明边际农或接近无地劳动者的数量正在扩大”。53

  第二类是同类人数比例降低的同时,所持土地面积比例却大规模增加。这主要表现在小土地占有者类中。在土改中受惠最大的是占地1-4公顷的小土地持有人。这部分人数占土地持有人的1/3强。在1970-1985年间,小土地持有人在总土地持有人数中从34%下降到32%,而所持有土地则从30%增长到了38%。这说明土改使地权大规模地向小地主转移。

  第三类人数与所持土地面积比例同时减少。这主要表现在占地4-10公顷之间的中等占有者与占地10公顷以上的大土地占有者类别中。中等占有者人数在这15年间,从11.2%下降到8%,占有土地面积则从31%下降到29%。大占有者人数则从4%下降到2%,而所占土地面积也从31%下降到20%。

  1985-1986年度,占土地持有人数2%的大地主占据着印度的20%的土地。占土地持有人数8%的中等地主则占着29%的土地。二者之和则是占10%的土地持有人却拥有49%的土地。另一方面,占持地人数58%的人,却只有13%的土地。如果算上持有地条件大大改善的小占有者,占持有地人数90%的人,只拥有51%的耕地。即使如此,印度的土改方案在许多方面只是法律上的原则,在各地执行方面不仅差异很大,而且还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对于诸如极高的地租额、农业雇工(主要为受歧视的贱民)、极端落后的契约工和高利贷剥削等方面的问题,却在土地中没有触及”。54

  人口组别所占财产百分比1961年1971年下层30%人口2.52.0其中最底层10%人口0.10.1中间层40%人口18.516.1上层30%人口79.081.9其中最上层10%人口51.451.0资料来源:《第六个五年计划》第8页。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25页。

  我们看到,截止1971年,81.9%的财产掌握在30%上层大地主手中,而占70%的中下层只掌握着18.1%以下的财产。也就是说,印度农业创造的国民财富的主要部分为上层少数人所截流,而真正生产者同时也是生产产品的最大需求者即中下层农业劳动者,则得不到合适的利润反哺。这说明,印度土地仍是一场排除殖民经济代理人后,印度富人之间的财富再分配,而印度人民并未成为这场受益的主体。除了柴明达尔中间人被废除外,其余则与英国殖民地时期的社会结构没有本质差别。卡尔马克思一语中的,他说:“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55印度国大党领导并取得胜利的民族的结果就是这样。

  生产的主体不能成为消费的主体,而消费的主体却不是生产的主体,这两个主体严重错位,是整个第三世界,也是印度国家经济因发展而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印度民族后所实行的并未解决因社会生产不能反哺生产者及由此造成的生产力萎缩的问题。土改后,广大农民的贫困化程度不仅没有减轻,反而长期保留下来。

  中小农民界历史上永是一个最不稳定,因而是必然要发生两极分化的阶层。印度土地后,农业生产力在缓慢上升的同时,农村家庭债务总额也在逐年上升。印度储备银行在1951年和1971年进行了3次农村债务调查,全国抽样调查组织1981年进行的全国第37次抽样调查表明。在1961年到1981年的20年间,估计农村债务已从195.4亿卢比上升到619.3亿卢比。农村债务1961-1971年十年间增长97%,1971-1981年也增长60%。耕种者的债务增长比率比非耕种者的债务增长更快。如下表所示:

  资料来源: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页。

  值得说明的是,1971-1981年20年中,“非耕种者的债务是负增长率,似乎与现实不符。根据这个事实就只能解释:抽样调查没有考虑高利贷者和地主提供的大量现金和实物贷款,这些是作为债务劳动”。56但耕种者债务比例20年中从85%上升到93%,而同期非耕种者的债务比例从15%下降到7%的数据,至少反映了印度农业劳动的主体部分长期得不到其劳动反哺,以至使劳动难以为继的现实。

  从1951到1971年20年中,高利贷在耕种者借贷总额中的比例在各种借贷来源中一直居于绝对主体地位。从1971-1981年10年中,由于国家合作社和商业银行的金融支持力度大幅提高,造成高利贷借款比例迅速下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乡村高利贷者至今还占优势”。57小农由于缺乏能力,缺乏贷款信誉,不能大规模应用新技术,当然也就不能从自己的生产中获得较大的收益。信贷组织特别是合作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过期未还贷款。过期未还贷款率,合作社大约是40%-42%,地区农行是47%。而借款未还的多是无助小农,这一些金融机构贷款倾向大农。由于大农具有良好的能力,合作社和商业银行事实上更愿意向大农提供比如6-10%的低息贷款,这小农必须从高利贷或其他非组织的资金市场按12%-75%的利息借钱。58其结果导致日益严重的小农破产和两极分化现象的产生。这也是印度一些地区比如比哈尔、西孟加拉、奥里萨和安得拉邦等农民延绵不绝的直接原因。

  导致土地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国大党的所依赖的阶级基础本身就是土地的对象。因此在中他们为自己留下了许多变相保存,甚至增值其财产的余地。例如各邦法律柴明达尔可保留“自营地”,而对“自营”的概念的解释又极为宽泛。北方邦1950年制定的废除柴明达尔法四年后才生效,给了柴明达尔足够的时间通过佃农扩大允许保留的“自营地”。这导致一度出现柴明达尔夺佃。北方邦柴明达尔拥有土地3300万英亩,以“自营地”名义保留了约700万英亩。结果后这些柴明达尔摇身一变又成了大地主。这些人拥有500英亩、700英亩,乃至1000英亩的大地主并不少见,原柴明达尔制下的次佃农、分成农和农业雇工依然受剥削。在租佃方面,国大党遇到的阻力比废除柴明达尔制还要强劲。因为这不仅损害了大地主的利益,而且还损害了富农,甚至中小地主的利益。他们在国大党中、各邦和中把持着各种。他们利用法律的不同解释拖延进程。有些邦给土地出租者留下充足的逃避法律的时间。有的地主对佃农的佃田频繁调换。更普遍的情况是地主纷纷以自耕名义夺佃,或逼使佃户“自愿”退佃,使要求地主收回出租土地要有的形同虚设。比如海德拉巴实行土改后,原来的佃农中有2.6%农户被夺佃,22.1%被非法夺佃,17.5%“自愿”退还佃耕地,三者共达42.2%,只有12%农户购买了佃耕地,剩下的农户保留了原来的佃耕地,得到了多少不同的佃权。在孟买,1947-1953年,佃农中有近20%的农户失去佃耕地。大量佃农在地主夺佃的下,为保住佃耕地,不得不接受更恶劣的佃耕条件。59土地最高限额的除了遭到大地主的反对外,在法律的条款中也留有他们可钻的漏洞。比如对甘蔗农场、果园、牧地等实行豁免,有的邦将最高限额设的范围过大,结果使最高限额颁布后国家很少获得用于分给无地农的土地。60M.L.丹特瓦拉教授对土地的总体评价是:“印度大体上已经颁布了土地,在不久的将来这些考虑是正确的方向,然而由于执行不力,实际结果一点也不满意。”61

  中国领导的土地所依靠的是贫雇农和下中农,团结中农,走集体经济的道,用的方式打破任何地主阶级恢复封建剥削生产关系的。“到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及省外,全国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已基本完成。”661956年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关系基本消灭。随着工商业社会主义的完成,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只剩下最简单的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依靠复杂的产权关系寄生于社会生产之间阻碍社会劳动直接反哺社会劳动者的产权交易费用基本消除,农民债务更是不复存在。在彻底废除劳动与劳动之间的剥削环节后,劳动得以直接反哺劳动者和用于国家基本建设的安排。1952年中国农业集体积累总额为15亿元,67其中生产性积累为11亿元而非生产性积累为4亿元。68到1985年增长到325亿元,69其中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分别为297亿元和28亿元。701953年至1985年间中国农村集体及其他所有制经济积累总额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1%。71农村集体经济及其他所有制生产性积累总额指数,721953年为80%,其中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分别为81.8%和75%,到1985年已增长为1312.2%,其中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积累分别为1936.2%和411.4%。73

  这种为印度尼赫鲁渴望但又做不到的生产性积累远高于非生产性积累的社会生产条件,只有中国这样彻底废除了庞大的寄生于生产、流通、交换、分配领域的产权关系的国家才能实现。在国际资本包围的情况下,对刚获得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而言,只有高积累,才可能有切实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50年来农业成就如下表所示: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农业在这一时期提供的剩余产品,有相当一部分通过价格“剪刀差”转为国家基础建设的原始积累。也不能否认在“极左”的时期,农民的消费几乎处于近似管制性状态。但由于国家切断了流通和分配中的私有权寄生因素,农业剩余产品只在掌握土地所有权的国家与劳动者农民集体两大领域交换和分配。但无论如何,农业在工业化初期为国家提供了剩余产品因消除了产前产后的中间产权多次分配因素,其制度成本大幅度减少,这使得同等农业产值,在中国对工业化的贡献率要远远大于印度。

  印度土改的失败对印度未来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对印度经济造成最大的损害是它从根本上摧毁了印度形民市场的任何可能,从而使印度几乎永远失去了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继而民族市场对印度经济,尤其对其工业经济及其技术的拉动和孵化培育能力。本来就狭小的国内市场的持续萎缩,又印度工业日益依赖国际市场,其利润因无法反哺国内社会劳动而与海外市场形成于印度民族经济无益的体外“利润逆循环”机制。这反过来又在印度形成一个强大的代表国际资本利益的资本家阶层。其结果则是印度经济发展与其国民购买力脱钩,经济发展没有用于反哺印度民族发展,而是为国家资本所吸收。因发展而不发展,成了印度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

  尼赫鲁对这样的发展后果始料不及,因为他在一开始就试图避免这种结果。尼赫鲁的国家经济发展思想中有些目标与中国建国初期,甚至与苏联初期提出的一些发展目标相似。印度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还基本上是一个应急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之际,尼赫鲁已逐渐形成了他的经济发展思想。这就是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实行进口替代方针,迅速将以生产消费资料为主的印度工业结构改变为门类齐全的重工业、轻工业均衡的工业结构,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工业的高速增长;大力发展国营工业,使之尽快占据国民经济制高点,在比重上逐渐超过私营资本,成为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坚强的物质基础。74这个思想成了后来印度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基础。

  在尼赫鲁的工业化思想指导下,印度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印度通过赎买的方法把大型私营企业变成公营企业。利用财政投资和外国援助等方式,建立了一大批新的公营企业。建立了包括原子、电子、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工业在内的门类齐全,而且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从1953年到1980年工业生产获得相应增长。如下表所示:

  但是,与中国工业发展道正好相反,印度工业化的过程最终成了印度具有买办性质的大资本家实力增强并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过程。1956年工业政策决议重工业部门只能由建立新企业,但因财政困难只得允许私人在其中一些部门建立新企业,对现有的私营重工业原来作出的10年国有化的被搁置;承担起兴建有利于私营企业发展而私人企业又无力兴建的重工业和基础设施任务;进口替代战略和严格进口为私营企业提供了需求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和优惠的税收、信贷政策。私营企业的发展虽然在经营领域和兴建新企业方面受到了,但在这个的框架内也受到多方面的支持与鼓励。这使私营企业特别是时已经形成的垄断资本的发展,有了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好。大资本家们利用这个机会置产兴业,结果在后10多年时间里经济实力有明显的增强。像塔塔财团、比尔拉财团这样的实力最雄厚的财团到60年代初生产能力更为扩大,控制了更多经济部门,财富的积累扶摇直上。塔塔财团1954-1959年进行了增产100万吨钢的扩建计划,1957年生产了全国钢产量的70%。50年代又建立了4个发电厂,50年代末其所属公司与外资建立合作关系的有56家。1951-1958年以塔塔为首的印度最大的4个财团所控制的公司股本从10.586亿卢比上升到17.086亿卢比。同期内在全部私营公司股本总额中所占比重从17.9%上升到22.34%。其中塔塔财团1951年总资产为11.6亿卢比,到1966年增至50.54亿卢比。同一时期比尔拉财团的总资产也由10.4亿卢比激增到29.3亿卢比。一批原来属于二流财团如萨胡贾因、瓦尔昌财团、马法特拉尔财团等,到1964年都成了拥有总资产4至7亿卢比的大财团。原来的小财团如基洛斯卡财团、马亨德拉财团等原来只不过一两千万卢比的资产,到1964年居然也都拥有总资产1亿至2亿卢比,60年代初各地区又出现了数发百计的新生的小财团。75

  1960年8月22日,尼赫鲁在人民院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印度“一五”、“二五”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增加的42%,这些增长的收入都到哪里去了。为此,1960年10月他指定一个以马哈拉诺比斯为首的委员会,要求调查印度社会经济活动所造成的“财富和生产手段集中的程度”。1964年2月,委员会提出自己的报告,指出:“计划经济的执行造成了印度工业中大公司的增长。公营机构如工业金融公司、国家工业发展公司等提供的贷款促使印度工业中私营部分,特别是那些大公司的增长。”761964年4月印度再次指定一个以最高法院K.C.达斯古普塔为首的垄断调查委员会,次年10月委员会提出报告并得出结论:70家印度最大的垄断财团(其中包括16家外资控制的垄断财团)在工业垄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70家垄断财团共垄断588种产品,占调查的产品总数(1298种)的45.1%。其中占首位的是塔塔财团,其次是比尔拉财团,再次是帝国化学工业公司(英资控制)、萨拉巴伊财团等。委员会通过对2259家印度主要公司的所有权分析,初步确定了印度经济中带有垄断性的83个企业集团。又把其中总资产超过5000万卢比的75个集团列为印度最大的垄断财团。这75家财团总共控制了1536家公司,其全部资产为260.595亿卢比,全部实收资本约为64.632亿卢比。它们在印度25661家全部私营公司总产(555.15亿卢比)中占46.94%,在实收资本总额(146.54亿卢比)中占44.1%。77最后委员会得出结论指出印度为国家迅速建立工业化制订的计划经济“被证明是导致(经济)进一步集中的一个令人信服的因素”。78私人垄断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劳动日益成为私人企业所截流甚至垄断。下表数据集中反映了这一点。

  上表表明,印度后的三十多年间,尽管国营企业产值增长很快,但私营企业仍是社会生产利润的主要截流者。下表则从国内总储蓄和国内总资本形成中的份额变化继续说明这一点:

  (单位:亿卢比)占总储蓄百分比按市场价格计算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比公营私营总计公营私营公营私营总计国内总储蓄

  从1951年至1990年三十年间,尽管国营部门国内总储蓄有很大的发展,但私营部门一直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在国内总资本构成中也占据着相当的优势。也就是说,是私人经济占据着国民财富的主体。而“印度私营部门的祸根在于,它有一部分人是由高利贷者变成的企业家,这些人只将工业发展视为赚钱的手段,其他一切都不顾”。79

  国家对工业化发展控制不足不仅导致国家对私人资本的依赖,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国际资本的依赖。这在对印度每年生产的国民财富在反哺劳动者之前,在地主、资本家之外又增加了一个外来的财富截流者。

  1973-1974年间,在印度外国公司有540个(其中英国公司319个,占外国公司总数59%;其次是美国公司88个),外国公司资产为179.1亿卢比,1978-1979年多国公司减少到358个,但外国公司资产却增长到240.1亿卢比。与1973-1974年比公司减少了66%,而资产却增长了74.6%。如下表所示:

  1973-1974年度,1978-1979年度在农业、矿业、加工制造、建筑、公用事业、商业、贸易、金融及服务等领域中,外国公司投资在商业贸易和金融领域最为集中,如下表所示:

  表中商业贸易和金融业中外国资产所占比例最高:1973-1974年度为69%,1978-1979年度进一步上升为77%。而加工制造业则从12.3%下降到6.3%,这说明国际资本在印度的投资多属投机而非生产性质,他们对改善印度工业技术没有兴趣。下面的数据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专利权和技术费的汇款数额从51.5%下落到29.9%;而利润、股息和利息的汇款则从48.5%

  增长到70.1%。这说明在印度的国际投资更多地是一种食利性而非生产性投资。这种情况80年代以后有所改变,但到90年代末国际投资又迅速从技术密集型领域退出。如下表所示:

  从1980年起,在印外国投资大幅向制造业集中。1980年,制造业占投资总额的87%,而服务业为4.1%;到1990年制造业略降到84.7%,服务业略升到5.1%;在1991年至1997年间,制造业领域国外投资却猛跌至38.28%。而在技术成本较低的服务业中,国外投资则接近制造业为31.32%。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技术密集的制造业领域,从80年代到90年代末,外资直接投资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化学和附属产品,从32.3%下降到6.88%;其次是金属和金属产品,从12.7%下降到6.08%;机器和机械工具,从7.6%下降到2.24%;电气和电子产品,从10.4%下降到5.44%;其他制成品,从10.7%下降到6.01%。近20年中惟有技术成本较低而利润较大的食品和饮料产业外资投资保持上扬,从4.2%上升到5.17%。这说明,80年代之后,外资逐渐从技术密集产业领域退向低附加值的产业:技术密集的程度与外资退出的程度大体成正比。

  前步步后退,而不得不将财政负担到中低收入阶层和一般劳动人民身上。其结果只能是社会两极分化日益加深,国家财政赤字日益扩大,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日益萎缩,对社会所作的承诺日益失去信用。国家税收的累进制度最终为对中小阶层增加负担的制度。

  没有人民支持的是软弱的,没有人民消费力的国家经济是不可持续的。片面生产力的提高并不是国家力量提高的标志,而不受控制的私人经济则必然导致国家生产力的片面发展。只有国家生产力与消费力同步提升的全面生产力才是国家力量的提高。在绝对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不断增值成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而资本增值的前提离不开其产品的市场实现率。这样商品与市场的关系便成了利润实现程度及资本增值成程度的关键。私营企业以利润为绝对目的的特性对国家生产力的片面发展可能是有利的,但对国家全面生产力即生产与市场统一的生产力发展则是不利的。在私人资本为主体的生产关系中,为了利润,生产绝对要压低消费;而失去了有效的消费,生产就失去了有效市场;而失去了有效市场,生产就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81而消费的主体就是国家全体劳动者为主体的或人民,82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面的生产力,就应当是掌握在人民手中的生产力;人民是国家最大的消费群体,所以人民市场,从而统一的国内市场和民族市场,则是国家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和生长基础。

  印度土地的失败,对印度的未来造成致命性的损害在于它弱化了工业发展的根基即民族市场。民族市场的基础是国家的人民市场。由于国内国际私有权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领域的层层截流,使作为生产主体的全体劳动者在为社会提供财富的同时却得不到相应的反哺。其结果便是日益增长和高比例的贫困人口在印度的长期存在。

  1973-1974年印度计划委员会把农村和城市的贫困线卢比。世界银行采用由全国抽样调查和印度统计局确定的贫困比例的评估方法。由此1977-1978年度的贫困线卢比,城市为112.2卢比。世界银行还将低于贫困线%的水平确定为极度贫困的标准。据此计算出1970-1988年印度贫困和特困人数及比例。如下表所示:

  我们看到即使到1988年,也就是印度“七五”计划即将结束之际,印度全国仍有40%的贫困人口,有19.2%的特困人口。从1970年到1988年印度贫困和特困人口比例下降,但同时绝对贫困和特困人口数量却在上升。即使到1999-2000年,印度低于国家贫困线国际元以下的人口所占比重仍达34.7%,(中国2001年为16.6%),日均消费2国际元以下的人口所占比重79.9%(中国2001年为46.7%)。83

  这样高比例的贫困人口无论如何也不能支撑印度工业扩张的可持续性。数据表明,1960-1961年度,印度社会底层的50%的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仅占农村工业消费品总额的19%和21%,而20%的农村和城市上层富人却占农村工业消费品总额的55%和54%。1973-1974年度,这种比例仍无改变:农村底层的50%人口占工业消费品的21%,城市底层50%的人口占工业消费品的20%;而只占人口20%的农村富人和城市富人却各占工业消费品的53%和54%。84失去人民消费从而失去国内购买力的直接后果是印度工业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支撑。这可从下表1950年到1985年30多年间印度三大产业净产值增长的情况中得到反映。

  是一致的。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在这30多年中,印度制造业增长率下降的速度快于第三产业。第二产业中制造业增长率持续递减。这说明印度工业增长率的提高不是靠工业技术和生产领域而是靠非生产性的防务领域和流通服务领域拉动,因此其间的P的提高,并不表

  1950-1990年印度按生产要素成本计算的国内净产值分布情况(按1980-1981年度价格计算)

  上表反映了印度后40多年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即产值主要集中在流通领域。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由26.6%增至39.3%,高于前两个产业。其中贸易交通运输领域的产值比重由1950-1951年度的10.7%增至1980-1981年度16.4%,社会服务由8.6%上升到11%。金融与房地产由7.3%增长到8.4%。而40年间农业产值比重由58%下降到35.2%,而工业仅从15.5%增至25.5%。这说明印度产业泡沫化倾向日益严重。

  过于庞大的私有产权加上泡沫化经济,导致国家发展成本及其对货币的需求无谓增大,这反过来又拖累了国家经济发展。“二五”计划公营部门投资的资金来源预定:25%靠国家财政收入结余,25%靠发行公债和储蓄筹集,其余50%计划依靠财政赤字和外援解决。但在具体实施中,有些指标难以落实。公营部分计划投入的资金特别是外汇不能完全落实。由于进口粮食需要外汇,计划执行不到三年,就爆发了外汇危机。英镑存款了80%,外汇储备从74.6亿卢比下降到14.2亿卢比。只得压缩投资,严格控制进口。其次,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筹集的资金也不能落实(主要是原来估计的税收落空,不得不增加财政赤字并争取外援。“二五”计划以前的八年中,印度接受外援48亿卢比,“二五”期间猛增256亿卢比。外援以美援为主。外援在公营部门总支出中所占比重由“一五”的9.6%上升到22.48%,由于压缩进口,结果钢铁、重型机器、化肥、重型电机、水泥等许多产品的产量指标都未能完成。社会两极分化进一步加重。“三五”期间从国外筹款239亿卢比,占公营部分总支出的约28%。到1966年印度的外债达250亿卢比。尼赫鲁不无遗憾地说:“计划的执行帮助了富人而没有使穷人受益。”85前5个五年计划(1951-1979年)设想的总支出为6980亿卢比,第六个五年计划(1980-1985)打算投资9750亿卢比,但实际投资在11000亿卢比以上。这印度长期实行财政赤字政策。86对此,学者们看得明白,经济学家普纳布巴丹说:

  印度经济低增长源于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国家对工业资本家阶级、富农阶级和白领工人在内的职业阶级安抚政策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资金用去满足占地位的有产阶级的各方面的需要,在此同时,资金也就耗尽了”;巴丹指出“最重要的、渗透经济各方面的因素是三个有产阶级工业资本家、富农和职业阶层的冲突。结果形成了用以满足联盟中各伙伴利益的补贴和优惠制度,致使用于资本积累的资金被吞蚀,非发展费用无地继续增加”。87

  印度裔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阿马蒂亚森(AmatyaSen)也一言中的,他说,

  分配问题说到底还是生产关系问题。印度低成本的和之初不彻底的所有制造成了印度后来不得不付出的几乎是天价的国家发展。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工业的发展。由于中国土地的成功,农业为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支撑动力。如下表所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司编:《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页。

  我们看到中国从“一五”到“六五”期间,尽管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普遍下降,但其对工业的增长仍起着“半边天”的作用。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值占轻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一五”到“六五”期间一直保持在65%以上。

  其次,由于废除了私有制度,中国农业对工业的贡献还通过特殊的“剪刀差”形式表现出来。这从国家内部解决了中国工业化初期阶段不可回避,而印度国家发展始终不能解决的“原始积累”难题。

  据测算,中国农业部门每创造100元的价值,通过剪刀差转移到工商业部门的价值量,1957年是23元,1978年25.5元。1979年粮食统购价格提高20%,超购部分提价20%,超购加价从20%提高到50%。综合价格一次提高幅度达49%。即使这样,农业转移出去的价值量仍为10元。另据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1986年的推算,1953-1978年计划经济25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总额估计在6000亿-8000亿元。而前的1978年,国家工业固定资产总计不过9000多亿元。89学术界可能对这些数据有不同的估计,但“中国的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主要源于农业”90的判断离事实应不会太远。

  正是由于中国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才有可能在城乡之间实行这种特殊的价值转移形式,这种形式又使中国有可能在不依赖国际和国内私人资本的条件下拥有充足的资金投资工业和国家基本建设,并由此创造出世界工业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如下表所示:

  我们看到,从“一五”到“六五”,工业基建投资一直是以高于农业基建投资的倍数的规模上进行,这如果没有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上的资金,中国工业的这种扩张式的投资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这样,中国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值占轻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一直保持在65%以上,这可以算是历史上工业化进程中的奇迹了。这个过程,可能是痛苦的,但从长远国民经济结构的效果看,却是值得的。1953年同志对此事前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估计。他说:“资本主义道,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91比较印度工业道漫长低效的历程,我们会清楚地看出,中国当时提速社会主义和建设进程的选择显然是正确的,这对中国未来的历史发展作用是关键性的。92如下表所示:

  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辑:《世界经济年鉴》1995年,1996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0页。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239页。

  我们曾在本报告第一部分根据印度和中国1820-1952年的一系列经济发展数据得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尽管在经济GNP总量和经济发展水平上落后于中国,但在发展潜力方面,印度领先于中国”的判断,但由于印度土地的失败和工业领域私人资本的壮大发展,印度在相对摆脱了封建的和殖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后,其生产力又再一次步入新的具有浓重买办色彩的国家资本主义陷阱。生产关系再次生产力,致使印度在之初就没有将相对于中国的发展优势和看好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使印度在与中国竞争中迅速落后于中国。

  “随着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的高速经济进步得到更充分的分析,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并非仅仅是经济——以及更大程度地依赖国内和国际贸易——导致了这些经济经历如此快速的经济经济转变。积极的社会变革——包括土地、教育和识字普及、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也为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这些社会变革的是在前,即在1979年之前——实际上很多是发生在政策的活跃时期。”93

  阿马蒂亚森是一个对自己祖国有深厚感情、在上对中国有、在经济学领域又比较客观的学者,因此,他对中国的评价在进行印、中比较研究中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携带着大量私有权而诞生的国家,如果没有国家对私人资本的有力控制和巨量的高额国际利润回流以补偿国内随发展而不断扩大的两极分化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那么私有权对这个新兴国家而言,就不会是动力,而是国家发展的包袱。英国、美国、乃至日本都是沿着前一条线发展起来的,而印度及拉美许多国家走的则是后一条发展线。诚如所言,这条线“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95在前类私有制国家中,私人资本在刺激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国家带来的社会分化,而这又由海外经济的扩张带来的大规模利润回流而得到补偿。96在后类象印度这样的私有制国家中,私有资本刺激了国家经济的同时,却没有能力反哺由此产生的日益分化和萎缩的社会与民族市场。结果只有以劳动者的利益,从而民族市场的方式,与前类国家的资本结合并成为前类国家的附庸。

  苏联、中国则是沿着,乃至消灭私人资本并由国家控制经济力量的社会主义道获得快速和自主发展的。在这类国家中,国家通过平均消费的方式,将国民财富不经任何产权分流而直接转为工业化初期急需的“原始积累”。与苏联解体的结果不同的是,中国是在保持着国家对经济和社会控制的前提下,既避免了拉美道又避免重蹈苏联覆辙并获得经济持续发展的。97

  与欧美国家和苏联、中国这两类国家发展道不同而与拉美一些国家的发展道相同,印度取得民族成功后却在问题上却步不前,除一些宣言式的设计外,在生产关系领域中又造就了一个庞大且主导国家经济的私人资本集团。一方面私人资本创造的生产力巨大扩张,另一方面日益萎缩的人民购买力使人民日益失去市场主体地位。在巨大财政开支的下人民生活守着最低的消费底线,主动的人民购买能力异化为被动的采购能力——这就是外国商人进入印度如不经过采购便会一无所获的真正原因。这与美国居民最终消费快于最终消费、日本、西欧等主要国家两种消费大体同步增降的模式完全不同。981960年到1980年,印度私人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80%下降为69%,而同期最终消费则从7%增长为10%。991971年至1980年,印度最终消费年均增长率为5.7%,而同期印度私人最终消费年均增长率为2.9%。1001990-2002年,印度最终消费增长了368%,而居民最终消费则增长了311%。101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印度贫困人口在持续增长的同时,印度消费支出也在增长的原因。用日益增长的财政支出包养了数量日益扩大的贫困人口。与私人企业不同,主管的国有企业,不仅要有利润指标要求,更重要地是它还要承担社会公平指标的要求。而后一指标的实现则需要相当的成本支出,这往往使国有企业在单一的利润指标前与私人企业比失去了竞争力。这不仅是印度,也是所有国家的国家企业在与只有硬性的效益责任而无硬性的社会公平责任的私人企业竞争中连连惨败的根本原因。印度经济学家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对国营经济的评价公平且有价值:

  如果把私营部门企业的这种财务状况同中央企业的相比,结论是显而易见的:私营部门企业只比公营企业好一点。如果我们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私营部门企业只有一个目标“最大利润”,而公营部门企业还必须满足许多目标并受到许多制约,就更是如此了。102

  笔者认为,这两位经济学家的见解,对评价中国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也是有益的。国有企业担负着社会公平的责任,这本身就需要更大的隐型成本支出,因此仅仅用单一和绝对利润指标来比较国营和私营的经营效益,是不合理的。因为国有企业创造的不直接表现为利润效益的社会,即使从纯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其贡献也是巨大的。

  印度国企的所谓“经营不善”,103也导致国企天然承担社会公平责任的能力。在印度这样的私有权主导的社会中,这又必须为社会公平承担起越来越大的——这与国企破产率为正比——财政支出并为此对货币产生越来越大的需求,在满足社会公平的前提下以调动其他社会资源。资金的不足又反过来实行规模越来越大的财政扩张政策。结果成了私人资本之外的日益旺盛的社会对货币需求的总代理和庞大的穷人群体的总“保姆”。

  印度财政支出分为经常账户支出和资本账户支出两个部分。前者包括国防、行政支出、有形资产的保养和维修支出、折旧费等纯消费性支出;资本账户下的支出有债务款、贷款的还本付息、更新等增值性支出。印度中央财政支出显示的数据结构表明,印度的财政支出中主要部分还资本性支出。如下表所示:

  上表可见印度中央财政中经常支出占据着绝对主体地位,大大超过资本支出。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在工业化建设之初就面临巨大的非赢利性的财政支出,这种支出竟占1950-1951年度的66%,而赢利性支出则占33.9%。这巨大的支出多用于消化社会与私有产权间的巨大摩擦并由此成了国家的财政包袱。如果说这只是建国之初国家不得不面临的暂时现象,那这也不算什么,问题是这种情况在印度后来的发展中反而有增无减。经常支出从80年代后期占总支出的67%上升到90年代下半期的79%,而同期资本支出则从33%下降到20.8%。这说明财政促进国家发展的功能萎缩,近成一个入不敷出的赤字消费机构。

  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在于具有资本扩大再生能力的私资本企业,却不是国家税收的大户,而资本扩大能力有限的中小经营者却承担日益沉重的纳税压力。

  印度税收有三大来源即所得税、财产税及商品税。前两种属于直接税的主要税种,后一种为间接税的主要税种。直接税涉及大资本家的利益,而商品税则涉及百姓生活。纳税的主要部分由本应是赢利最多且有支付能力的大资本家阶层暗转为支付能力日益萎缩的中小经营者和一般劳动者,其结果必然是财政缺口愈来愈大,持续增加内外债务就成了不可回避的选择。104如下表所示:

  印度之初经济建设立足于国内,债务以内债为主,到2001-2202年度外债持续上升,与1980-1981年度比,外债总额增加了5.3倍,比1950-1951年度增加了2384.9倍。但这并不能解决印度的财政困境。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外债大规模增长的同时,内债则以更大的规模扩张。2003年印度内债是1980-1981年度的31倍,是1950-1951年度的742倍。以至在2002-2003年度债务总额竟占当年P的63.1%,在外债大幅增长的同时,其中内债仍占P的60.7%。这样的内债规模,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如果没有劳动者多数大规模出让(减少)国民收入和不断向有产者让渡则不能解决。

  印度债务持续高居难下的后果又进一步导致财政赤字的持续扩大。采取赤字财政的主要目的在于能够获得用于实现五年计划的必要资源。当仅靠税收和国民借款不足以弥补赤字时,缺口部分就由靠借债弥补。如债务仍不能满足的财政需要,扩大赤字财政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如下表所示:

  1955-1980年数据:《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1950-198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393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印度财政赤字基本上主导和推动着印度的财政预算,其规模越来越大。印度支出预算的增长速度快于P的增速,而且在P中的份额呈上升趋势。在1950-1951年度的以现行价格衡量的P中,全部支出仅占P的5.66%,到“七五”时,财政支出总额已占P的20.64%。105财政赤字占P的比例从1980年到2003年间,一直在5-6个百分点上下浮动。

  但是,赤字财政并不是创造国民财富,而只是透支国民资源的手段。当赤字财政走得太远时,就要支撑国家财政的经济基础。

  通胀使陷于两难:通胀结果又推动生产成本上升。如果要价格上升,这又会反过来使投资赢利和投资热情同时降低。在因贫困人口巨大而使国内市场日益萎缩从而投资机会日益减少的第三世界国家中,财政赤字长期高居不下的后果,只能是导致印度的频频“地震”;频频更替又加剧了每届竭泽而渔的财政扩张政策。

  与印度比较,中国生产关系成功大大强化了控制和利用财政的能力。从1950年到1980年30年间,中国财政收支大体保持赢余状态,财政赤字扩张只是在,尤其是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之后才出现其增长高居不下的势头。106与印度最终消费快于居民最终消费的情况相似,从1950年到1980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增长了4.12倍,最终消费则增长了6.09倍。但从1981年到1998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增长了13.2倍,同期最终消费增长了12.5倍。107这说明,中国财政计划经济时期包办居民基本消费的功能正在减少。由于印度国民财富不能反哺多数劳动者至使印度庞大的贫困人口数量长期存在的现实,包办穷人基本消费是印度至今抛不下的沉重的财政包袱。不仅如此,中国财政与印度财政有本质区别的是,由于建国以来生产关系中的私人产权关系的基本消失,中国的财政,即使在赤字扩张的情况下,支出的主要部分都集中流向生产领域即在印度财政项目中被称作的“资本支出”领域。数据显示,在建国之初的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期间,国家财政并没有在生产资料交易领域作出过多的支出,直到1980年前,的债务支出也在绝大多数年份被控制在相当低的比例。108从财政税收方面看,中国税收的主要来源是工商税、,而企业所得税在相当的时间内也是比较低的。与印度不同的是,中国的企业主要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企业利润几乎为国家全额所得并直接用于其他部门的基础建设。但从2001年开始,中国企业所得税大幅增长,成为仅次于的纳税大户,这可能是中国大幅进行国企的结果。109

  中国和印度所有这些差别的产生,都应从中国建国之初所有制比较彻底的历史经验中寻找答案。只有在彻底的生产关系的前提下,才能产生具有强大宏观调控能力的,而只有具有宏观调控能力的,有限的国家资源才有可能达到最有效的配置�

  张文木,1957年生陕西,1975年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锻炼,自1979年起,相继在西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学习,1997年获博士学位,现为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曾就中国安全战略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主要研究方向:战略,著有《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世界地缘中的中国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评估——与中国比较》(科技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全球视野中的中国战略》(上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论中国海权》,海洋出版社2009年版。http://www.606sf.com 传奇世界私服